师大附中有一个很好的校风就是爱学习，我在附中六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。特别有不少教师学识渊博，诲人不倦，令人尊敬。
教过我的国文老师沈藻翔先生、高向夫先生，数学老师沈绍武先生、张玉寿先生、钟善基先生、申介人先生，英文老师赵乐溪先生、吴文仲先生，物理老师张子铐先生、毛鹤龄先生，地理老师张慕之先生，历史老师曹千里先生，音乐老师李家勤先生、田真先生，美术老师邓海帆先生，体育老师冯炳麟先生、张汝汉先生，都使我受益匪浅，终生难忘。
张玉寿先生讲课严谨，待人宽厚。她终生未婚，献身教育事业。据说她一生在师大女附中任教，很少到外校兼课，更没有教过初中。但是她曾在师大附中教过几学期课，我有幸受业于她的初二代数和高一三角。
听张先生讲课真是一种享受，深人浅出，条理清晰，论证简明，当堂能够理解。课后有问题到教员休息室请教她，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。有一次有位同学找来一道很难的几何作图题，我们谁都没做出来。我在路上遇到张先生.拦住她请教。她拿了题略想了一想，说:“这题可以用代数法做……”她蹲下来，把点名夹、教科书和粉笔盒放在地上，捡了个小树枝在地上画了起来，“这样，这样，不是就可以做出来了吗?”那认真、亲切、慈祥的神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，时时浮现在眼前。
吴文仲先生对英语正音法有深刻研究，他的发音准确而响亮，也要求学生们这样做。
一个一个站起来读这个音。可是我们一咧嘴大家都笑，自己也笑，总发不好这个音。吴先生走下讲台，到每个同学面前，手在学生的脸颊上比划着，几乎要用手帮助他把嘴咧大似的。我们背地里都埋怨吴先生太严格，喊着他的外号讽刺他，然而，确实从他那儿学到了一口标准的伦敦音。
三十多年后，我到了美国。同行的几位能读英语资料、能写英语论文、掌握五千多词汇的同志，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有困难，他们的发音有偏差;而我开口讲英语时，外国人说我说的是地道的英文。仔细想一想，原来当初我冲着吴先生的背影，咧着大嘴嘲笑他的时候，把他的英语正音法学到手了。我真得感谢吴先生，同时也应先对他的不敬而悔恨。
高向夫先生讲高二的国文。每次作文课都要求当堂做完，总有几个同学写几句“诗”搪塞交卷。后来我发现，高先生特别对写诗的青睐，最差也能得个“甲下”。那么我何必费力写那满篇的小字(那时的作文是用毛笔写小楷字的)呢?我也在作文时诌“诗”。两堂作文课，有半堂就作完抄完了，剩下时间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真痛快。我的诗先是得“甲下”，后来逐渐升到了“甲”和“甲上”。
我从这时候起经常写诗，给壁报投稿，给南下的同学写留言诗，给参加军干校同学写欢送诗，给宜传队写快板诗。后来又爱上了古典诗词，到现在时常做一首诗或填一首词，与老友们互相评论评论，自有一番乐趣。这种对于诗的感情正是高先生的“甲下”培养的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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