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乡在煤城，当然最富有的是煤。改革开放给煤城带来了生机和繁荣，近城郊区都在开办煤井，有“公办”的(实际也实行承包)，也有私办的，还有联营的。我妈就在一家私办的煤并工作。
每天日落西山，夜幕降临，就到了我妈上班的时间。听妈说，这是煤井主人的规定，不到天黑不准上班。因此，夜幕就成了妈妈上班的“钟表”。我很纳闷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妈从来也不向我透露，我也不敢多问。就这样，这事在我心里一直疑惑着。
5月5日夜里，下了一场大雨，妈上班着凉得了重感冒。不能再去上班，却又不愿请假，她把我叫到跟前说:“小侠，你都上初二了，也能替妈干活了，你先替我干几晚吧!”我有点愕然了，望着妈妈那恳切的目光，我点了点头。妈妈又说:“晚上你跟东院的杨婶去好了。”
夜幕又拉了下来，我赶紧换上那黑色打着补丁的工作服，头顶一条旧的黑方格头巾，把柳条帽挂在大铁锹上，扛着铁锹去喊杨婶。
一路上，我和婶婶边走边谈。我问:“婶子，你们到底在谁家煤井干?”杨婶回答:“是西街任七开办的私人煤井，说是煤井，其实咱干活的地方离煤井很远，非常僻静，四处无人家。”我又问:“你们每月能领多少钱?"杨婶高兴地说:“上月领了250多元。”我一听，吃了一惊，怪不得妈从来不跟我讲，是怕我传出去。“那姓任的为什么给你们这么多钱呢?”“他赚钱无数，不给这么多能安眠吗?我们明里都称他任七，暗里都喊他‘欺人’。”杨婶饶有风趣地说。过了一会，杨婶又贴着我耳朵说:“我说的你一定不要外传，不然，我就不会得好。 杨婶走得真快，我几乎小跑才能跟上。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一盏灰色的电灯(灯上积着许多灰尘)，杨婶对我说:“这不，干活的地方到了。”我一进门，便看到院里有十多个中年妇女，只有一个老头，蹲在机器旁的大草屋门口抽着烟。这时，又从门外开来了两辆12马力拖拉机，装的是煤歼石块，卸在一台粉碎机前，只听那老头说了声:“干吧!”合上电闸，便又去吸烟了。妇女们赶快用头巾裹住头脸，或者戴上帽子、口罩。我也学着她们的样子包好了头，投人了紧张的“工作”:把大块煤研石投到粉碎机里，它一口交住，使着狠劲，把研石嚼碎碎的。就这样，机器响，人们在奔忙，机车在进出。车把打碎的研石碴子运出，又把大煤歼石送进来。所有的一切，我似懂非懂，就问杨婶:“黑灯瞎火的，他们把研石运到哪里去?”杨婶看了看那打磕睡的老头对我说:“趁天黑，把研石碴运到煤井，掺到煤里去。”我一切都明白了。可又忍不住问杨婶:“难道没人告吗?”杨婶哼了一声说:“开煤井的人都富得淌油，上面的人来查吧，他们笑脸相迎，好酒好菜款待，等到那些检查的人酒足饭饱后，他们就笑嘻嘻地走开了。开煤井的主人不就万事大吉了。”
“噢!原来如此。”
我环顾着僻静的“加工厂”，不知为什么，在我眼里，这里面的一切都变成了黑色。那一堆堆的歼石碴，那积聚着灰尘的粉碎机，那些裹着脸的妇女……我自己也仿佛染得很黑很黑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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